甚至荀彧说的这些话，他都猜到了大半。
汉末——或者说整个东汉，君臣之间的矛盾主线就是君权与臣权的进退，以士大夫为主的外朝大臣奋斗的目标就是夺回被君权侵占的臣权，具体的说，就是被架空的三公之权。
对后世的人来说，东汉的大臣还有相当的尊严，甚至算得上嚣张跋扈。大臣犯颜直谏，甚至当面嘲讽皇帝的事屡见不鲜。但是在当代人的心目中，这却是君权无序扩张，臣权溃败的时代，名符其实的乱政。
三公坐而论道，便是最难以容忍的乱政之一。
他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归根到底，都是与皇帝斗，都是为了拿回曾经拥有的臣权。
君权、臣权保持平衡，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只不过这个平衡的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以西汉初的标准论，东汉的三公就是摆设。
以后世的标准论，东汉的三公却位高权重，相当体面。就算是唐宋的宰相也自愧不如，艳羡不已。
聪明如荀彧，也未必知道君权进、相权退源自儒家理论的内在基因，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他只看到君权的不断扩张，而皇帝本人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驾驭权力，屡屡出现皇帝一意孤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两次党锢的实际推动者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孝灵帝建万金堂，卖官鬻爵，背后的推动者也不是孝灵帝本人，而是董太后。
党锢之祸，使党人与朝廷离心，最后因黄巾大乱，朝廷不得不向党人低头。
卖官鬻爵，正直清廉之臣遭到排挤，贪腐污浊之辈却大行其道。
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朝廷。
荀彧说得很有道理，也是事实，这个朝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刘协原本不是这个时代的。
他来自两千年后，看问题的角度超出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人，站在了大气层。
“荀君先在冀州，后在兖州，可曾见过袁绍的诏书？”
荀彧坚毅的眼神有些游移，沉默了片刻，才道：“见过。”
“合法么？”不等荀彧回答，刘协又追问了一句。“合乎荀君心心所念的王道么？”
荀彧摇摇头，抿紧了嘴唇。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袁绍的诏书是无可辩驳的矫诏，怎么可能合法。
“袁绍的诏书不合法，关东州郡奉之若宝。朕的诏书合法，却被卫尉悬之于壁。荀君，这是你们希望的王道么？”
“陛下，卫尉并无抗诏之意，只是形势有变，不得不临机决断……”
“临机决断，先斩后奏，都可以。但是只有先斩，没有后奏，又是何道理？卫尉不来，太尉先来，是担心朕年幼，不谙政事，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所以要请太尉来为朕讲解一番？”
荀彧闭上了嘴。
说到底，士孙瑞等人的错不在先斩后奏，而在于根本没有奏。
士孙瑞本人或许不愿意这么做，可是面对太尉掌兵的绝佳机会，他一错再错。
兔肉烤熟了，香气四溢。
刘协拔出短刀，割下一只兔腿，递给了荀彧。
荀彧有点手足无措，接了过来，却不知道该不该吃。
刘协又割下另一条兔腿，叫过一个虎贲，让他送给杨彪。
荀彧松了一口气。
天子还惦记着杨彪，可见心里虽然有气，却还没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相比之下，杨彪、士孙瑞等人的处理就有点对不起天子了。
说得好听些，是有担当，说得不好听，就是专权。
“你刚才提到党锢，朕也有一个疑问。”刘协舔着手指上的油，眼睛看着火光，眼睛深处仿佛有火苗闪动。“党锢因何而起，为何第二次党锢要比第一次党锢惨烈？”
党锢有两次。
第一次是孝桓帝时，由孝桓帝一手掌控，其实伤害不大，被抓的人不多，死的人更少。第二年，孝桓帝就赦免了所有人，只是禁锢了几个为首的，不准他们再入仕途。
真正造成伤害的是第二次党锢。
这一次不仅抓的人多，杀的人更多，李膺、范滂等著名党人都死于这次党锢。
荀彧说道：“党锢因党人议政而起。第二次党锢之所以更加惨烈，是因为先帝当时年幼，阉党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乱政枉法，肆意株连无辜。”
刘协冷笑道：“先帝当年为曹节所惑，朕现在又能为谁所惑，以致你们如此担心，不得不置诏书于不顾，自行其事？”
荀彧张口结舌。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
天子身边没有宦官，想找借口都没有。
说来说去，还是公卿大臣们没有给天子应有的尊重，都把天子当孩子看待。
虽然天子的确年少，但他却不是一无所知的小儿。
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比那些老臣表现得体。
即使很生气，还不忘先给杨彪送一只兔腿。
“再说建万金堂的事。”刘协撕下了一块烤得焦黄的兔肉，送入口中，慢慢地嚼着。“卫固不过一郡功曹，却能拥有良田千亩，粮食五千石。袁氏四世三公，想必比卫氏更富吧？”
荀彧苦笑。
这个问题更不好回答。
论财富，袁氏又岂是卫氏能比的，简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