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跳上舞台中央的高脚椅，清清喉咙，把麦克风插入支架，“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曲“滚石”。来自鲍勃·迪伦先生。想必都听过吧，毕竟是家喻户晓的名曲。其实本想唱首更加无与伦比的——同样由他，在1965年谱写的《desolation row（无人区）》。那真是杰作啊，从歌词到曲调无不迸射出对现实的反抗意志，有如炉火中千锤百炼出的匕首一般。可惜歌单里找不到，这家ktv里鲍勃先生的歌竟只有“滚石”一首，实在是缺乏对现代音乐最起码的尊重，大家也如此认为吧？”
胖子的声音经由音频系统放大，在室内回荡。无人回应，喧闹声彻底冷清下来。
在场的都是入学不到半年的大一新生——军训晒黑的皮肤尚未复原、没经历学分得失折磨、对校园生活还抱有玫瑰色幻想的新生。每个人听完他的即兴演讲都一脸茫然。
那一年，鲍勃·迪伦还未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新一轮的国际声誉。尽管在西方社会家喻户晓，但对于刚逃离高考压力的大一学生来说，不要说是他的歌，连这个名字也完全没听说过。
诚然，他的音乐深刻隽永，涉及不少严肃的社会问题，和当代史上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与我们年轻一代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我们而言，音乐世界是由罗大佑、周杰伦等港台音乐人共同构建的。爵士也好，摇滚也罢，都是应该扫入垃圾堆的历史尘埃，一如磁带录音机、有轨电车、卫生棉与奇装异服的流浪嬉皮士。
眼见无人回应，胖子连连点头，自我陶醉般的歌唱起来。大概是把无言的沉默误会成了无声的认同。他的嗓音沙哑得不自然，明显是刻意为之的。听起来像是一头驴，边嘶鸣边用砂纸搓揉声带。
嘘声四起，有人将橘子皮掷上舞台。他却闭眼沉浸于自己的歌声里，无动于衷。
“真让人看不下去啊，那个自以为的胖子。”台下一角，名叫孙林的年轻男子感叹，“学了几首英语歌，就拿自己当号人物了。”
“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大学一年级时的我坐在他的右手边，提醒道。
“可那股子傲慢劲儿，溢于言表。”
那个月我刚刚成年，正尝试构建自身的世界观，对一切事物保持公平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孙林笑了起来，“又来了，你总装出一副客观理性的样子。”
“只是想活得正直一些罢了。”
“难道以为这样就能更受女孩欢迎？”
“请别把我和你这种三句话不离两性关系的轻浮男人归为一谈。”
我和孙林是在入学军训时认识的。因为身高相近，两人前后排方便聊天。短短四个月时间，我亲眼见证了他更换五轮女朋友的过程。
孙林嘴角的笑意更深了，“说起轻浮的家伙，有人从刚落座起就一直偷瞄邻桌的女孩呢。”
“谁啊？”
“别装了。”孙林说，“我第一天认识你吗？”
其实我当然知道他在说谁。
这是一场在量贩式ktv包厢里举办的派对。本意是庆祝田径队的某人在比赛里夺冠，只限体育部参加。结果报名的人太多，一再扩大规模，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年级谁都可以缴费参加的聚会。
大概是因为开学以来，大家一直缺少群体性的娱乐吧。
孙林是冲着认识女孩子报名的，而我则受“交五十元，随便吃喝”的活动宣传所吸引。还记得高中毕业式后我第一次去ktv，点了个果盘就被收费五十八元。
我们到场时，活动已经开始，包厢里挤满了人，有不少直接坐在地上。啤酒开了不少，端着酒杯的人在席间往来穿梭，不时大声地嚷嚷，我们交过入场费，避开喝醉的闹事者，好不容易才在角落找到空位。桌上摆放了各种油炸小食：香肠、炸薯条、鸡米花、洋葱圈……分量少得可怜。想必“随便吃喝”只是揽客的噱头。但我没有沮丧的空余，因为坐下的一瞬间，邻桌的一个女孩就夺去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那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吸引力。我感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包厢里的音乐声笑声酒瓶相碰声统统消失，像有人一下子将音量旋钮扭到了底。我的目光持续吸附在邻桌女孩的脸上，无法逃离，有如被行星引力捕获的流浪彗星。诚然，她算得上世俗意义上的美女，但比之杂志封面模特或电影明星尚有所不及。可哪怕后者也从未给予我如此一见倾心的体验，何以至此呢？
我想原因在于她的鼻子。
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注意身边的人长了一个什么样的鼻子。若是问起下午专业课教授的鼻子形状如何，我自是无法回忆，甚至连他有没有长鼻子都记不起来。
但眼前的女孩不同。她的鼻梁直挺，以奔放的线条一气切开鼻翼两侧的光影。鼻尖却微微上翘，稚嫩可爱。肌肤洁白晶莹，如釉色陶瓷。整个鼻形显现出无与伦比的优雅轮廓，与她精美的脸庞相得益彰，简直如梦如幻。
直到那个胖子举止唐突的点唱了鲍勃·迪伦，我才好歹透过气，像空降兵紧急割断降落伞一般，从她的鼻尖上迅速回收目光。
“七秒，足足七秒钟之久。你盯着那个女孩不放的时间里，我把桌上的薯条都吃完了。”孙林直白地说。
我脸上一热，以谎言掩饰：“没那回事，只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