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下午，大家才围在一起嗑瓜子喝茶。
胡阿姨总是有讲不完的大院里的事。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种时候妈妈也跟大家一样，翘着二郎腿，嗑着瓜子。
下午的阳光穿透玻璃窗漫在她脸上，她眉眼放松，嘴角带笑。
严湘有时候看到，忽然理解了“惬意”这个词。字典里的解释，在妈妈的脸上具象化了。
话务室又是另一番天地。
话务室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能听到来自很远地方的声音。
阿姨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偷听。
有时候她们还会急吼吼地过来喊人：“快点来！”
站长大大和天明叔叔是不太好意思过去的，因为他们说：“都是女同志。”
虽然他们很想，但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妈妈和阿姨们则毫无顾虑，她们会拔脚就窜过去。津津有味地偷听本不该被人知道的对话。
那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的电话是全能被话务员全程监听的。他们会在电话里说很多事，以为没有别人知道。
只有接触过话务室的人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每次妈妈和阿姨们都一脸满足地走出话务室，然后把听到的东西再复述给站长伯伯和天明叔叔。
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妈妈有一次还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怕的故事：
有一个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话务员给他接错了线路，结果他听到线路里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王科长”说已经买好了某日的火车票，马上就要从a地去b地和c地，都去完了就可以回去了。
王科长还说提到了“货款”，提到了“一万”这个数字。
这个人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挂断了电话。但随即他突然反应了过来，有这么一个“王科长”身上带着数额巨大的钱要从a地去b地。
这个人被这巨额的钱诱惑了。他就在a地。
他根据从电话里听到的信息去查询，发现那一天就只有一趟去b地的火车。
这个人想办法申请到了出差b地的机会，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
他在车厢上通过观察和搭讪，果然找到了这个“王科长”。
他取得了这个王科长的信任，两个人很快熟识起来，一起在b地下车，住进了同一家招待所。
这个人悄悄杀死了王科长，想从他身上偷走那“一万块”钱。
结果他从王科长的公文包里只找到了一张盖了公章的文件，a地a厂欠王科长单位的货款，直接转移支付王科长单位要付给b地b单位的款项。
他为了这根本不存在的“一万元”成了杀人犯。
跌坐在地上，人傻了。
这个故事严湘觉得好吓人。
胡阿姨和曼姨甚至天明叔叔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站长伯伯以他见多识广的人生经历提出了很多质疑，认为漏洞百出，逻辑不成立。
最后妈妈头痛嚷嚷：“都说了是故事啊，是小说，不是真的！”
伯伯说：“嘿，这个作者写得不行，这要是我，就得这样这样写……”
他甚至真的开始动笔写了。
但直到那天下班，他也没写出来，一直对着稿纸挠头。
后来好几天，他都在念叨：“这个不好改，不好改……”
妈妈悄悄跟爸爸说真没想到站长还有个文学梦。
爸爸问是什么故事，妈妈又讲了一遍。爸爸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提出了很多质疑，和站长伯伯差不多。
妈妈：“是故事！小说！不是真的！编出来的东西当然有漏洞！”
爸爸趁机教育我：“你瞧，只要是假的东西，就肯定能被人看出来。所以小孩能说瞎话吗？”
广播站里严湘特别骄傲的事，除了拥有自己的办公桌之外，就是他真的有工作要做。
站长伯伯从前需要人跑腿，都是随机指派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的。
但有一天，站长爷爷写完一张纸，拿起来正要叫人的时候，忽然推了推眼镜，看了看严湘。
就是那一天开始，他觉得给严湘小同志也派工作。
“严湘，给你一个任务，把这个送到后勤科。你知道后勤科在哪吗？”
严湘第一次接到任务，激动极了，身体站得直直的：“知道！”
“把这个交给后勤科的孙干事，告诉他这个是广播站的。要交给他本人。”站长说，“如果他不在，交给别人也可以，但要当场拿回东西。如果不能当场拿到东西，一定要问清楚那个人是谁，回来要告诉我交给了谁。省得以后丢了找不到责任人。”
严湘保证一定能做到，站长伯伯于是把那张制片交给了他。
后来回想起来，大约就是给广播站申请几个文件夹、几瓶墨水之类的工作单。但对那个时候的严湘来说，简直比圣旨还贵重。
他是一路捧着去的。
又一路抱着拎着东西小心翼翼地回来的。因为后勤科的阿姨们告诉他：“别跑啊，万一摔了墨水瓶碎了可就麻烦了。”
严湘小朋友怎么会犯这种普通小朋友才会犯的错误呢。
他可是天才蒙饱！是吃的很饱，很有力气的小朋友！
他安全圆满地完成了站长伯伯交给他的任务。
有了第一次之后，他从此就获得了站长伯伯的信任。
那之后，广播站跑腿的工作都交给了严湘。
后来，和妈妈去了县里，严湘不能继续“上班”了，他一直都还很怀念广播站的时光。
但没关系，人才到哪里都应该发光发热。
严湘后来成功地成为了县政府机关幼儿园里的助教。
严助教，很有威望。
说话比老师还管用。
当严湘后来写回忆录写到这些的时候，唇边都忍不住泛起笑意。
【我的童年，与别人似乎不同，又似乎与每个孩子都一样。】
【我异于别的孩子，却和别的孩子一样拥有幸福的童年。】
第112章
第112章
乔薇也有话说。
“为什么是你？”她问。
黄增岳手插在裤兜里看了她片刻, 转身，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乔薇站起来抓住了他的胳膊。
人只要是活着的，喘气的, 就会很自然地跟身边的其他人或深或浅地产生各种情感。
友谊，信任，依赖, 喜欢，讨厌, 怀疑, 好的或者坏的, 都有。
在这一年半的共事中，即便乔薇这样的人都渐渐放下心防，开始信赖黄增岳。
当然也可能是孟书记对黄增岳的信任影响了她。
人们总是习惯于去相信更强的人的判断。
在官场上，显然孟书记的经验和手腕都更强于乔薇。相处的时间长了, 乔薇渐渐习惯于相信孟书记的判断。
更不必说她和黄增岳之间的合作与沟通, 互相帮助，互相信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这种背叛都令人愤怒。
黄增岳扭头看她。
乔薇咬牙：“他最器重的就是你。”
因器重，所以赋予权力。黄增岳凭什么能办那么多的事，是因为孟书记让他分享了自己的权力。
乔薇不过分享一点点，便能轻松地安排刚子进技工学校了。黄增岳分享得更多，自然他个人的获益也更多。
眼镜片并不能掩藏人的目光。
黄增岳的目光和嘴角, 都带着一丝讥讽。
“那么器重我？”他说, “为什么不肯把女儿嫁给我？”
乔薇愕然放开了手。
“你……”她说, “你和你爱人不是……”
黄增岳和他的爱人不仅是高中同学, 更是青梅竹马。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画杆子。
每当提及家庭和配偶的时候, 他总是仿佛顺口一般地必要要夸赞自己的妻子一两句。
乔薇一直以来对他们夫妻的印象，就是很恩爱，感情很好。
“我们三个都是同学。”黄增岳解答了她的困惑，“县里一共就两所高中。她是孟作义的三女儿，她和我们都是一个班的。”
但乔薇已经很融入这个时代，她问：“你和她确定了恋爱关系？”
这时候恋爱可不是后世那样。真正大城市里比如北京上海或许有少数真正的自由恋爱。但小县城、小镇，一对男女没有经过介绍人介绍，或者没有经过双方父母同意，是不可以开始恋爱的。